人类文明交流互动是永恒不变的历史主题，中国中外关系史就是对于中国古代各种对外联系活动起源、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因此，中国中外关系史是一门国际性和综合性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从远古开始，中国与外部世界就发生了联系、产生了关系。中外关系包罗万象，包括中国古代各个领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化、艺术等关系。对于这样一门综合性学科，当代研究者如何传承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整合优势学科力量，进一步开展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又如何开拓新时代的探索？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内涵与外延，创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中国古代史的行列里，中外关系史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世纪以后，它才逐步成为专门学科。20世纪初，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西方列强意图瓜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西域和南海研究，即中外关系史研究。我们可以从认知和体系两个角度认识老一辈学者的成就。从认知角度而言，中国中外关系史逐步拥有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中西交通为研究边界，积累了专门知识，勾勒出学科的地理版图。从体系角度来看，老一辈学者开创并奠定了基本格局，形成了自洽于研究对象的陈述方式，发展出一套与学科特殊需求相呼应的融通中外知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改革开放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于1981年在厦门大学成立。以此为标志，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步入快速发展时期，经历了从中西交通史向中外关系史的全面转型。这一时期的研究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特别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以来，以中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为专题，召开学术会议（包括国际会议）50多次，出版中外关系史论丛30多辑、中外关系史译丛5辑、中外关系史通讯27辑。学会集结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批学者，他们中不仅有来自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研究者，也有来自其他专门学科如考古学、语言学、海外汉学、中国学、外交学、文化学、哲学等的研究者。这些学者大大拓宽、拓深了研究领域，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
作为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以专题史为内核，在老一辈学者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深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专题研究进入了繁盛发展时期，产生了大批关于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走在国际前列。但是，作为专门史的中外关系史学科面临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创新问题，走到了应该认真总结和反思的阶段。此时，我们需要回答应该如何继续前行这一问题。了解中外关系史的特性与当前存在的困局，是进行学科反思的前提。
首先，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分类为专门史，专门史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专门史研究的是某一特定问题、现象、学科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因此，专门史也可以称为专业史，即对一门专门学科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由此观之，中外关系史是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的专业史。因此，其所涉及的内容较之其他专门史学科更为庞大和广阔，涵盖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的专门史，不仅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史的一部分，研究的广度和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学专业设置上却鲜见中外关系史专业，使得中外关系史研究逐渐成为“冷门”“绝学”，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
其次，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学科的学者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体。中国史和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两大学科，各有自身的学科规划。因此，中外关系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领域都存在边缘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流是断代史，重点研究内容是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内事务，尽管也涉及中外关系，但不是重点研究对象。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史本身的史料已汗牛充栋，而中外关系的研究对研究者的外文水平要求很高，中国史专业研究者往往难以兼顾。这些情况直接影响到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队伍的发展与稳定性。世界史研究的主体是外国史，基本不包括中国史，中外关系史更不是主要研究对象。在国别史研究中，学者研究的是外国国别史、区域外国史，基本上不包含中外关系的内容。
目前，对于老一辈学者研究的传承与创新，乃是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既重要又迫切的问题，存在的困局不利于今天全球化大变局情势下全面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中国发展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对外关系的有益经验和有害教训。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可以为当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创新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启迪。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中外关系史学科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发展。
（一）学科交叉与整合。中国中外关系史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属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叉学科。目前，中国史研究较为关心中国内部历史，受历代王朝循环往复的制约较大；世界史只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历史，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影响较大。如欲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改变中国史与世界史相互分割的状态，打通中国史与世界史。若要在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那么这座“桥梁”非中外关系史莫属。
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要展开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面向未来，合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以及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因此，相关研究者既要了解中国古籍文献，具备中国史专门知识，还应具备世界史的专门知识，掌握外语工具，发掘利用中外文资料，包括世界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史料。培养融合中国史与世界史、外文或其他专门学科知识的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二）跨学科的综合。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史学的常新，源自其开放性。中外关系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决定了学科知识的广博性以及基础理论的广阔性，跨学科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的本质特征。这门学科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天文学、法学、生态学、传播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从史学范畴来看，也包括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专门史。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对外交往反映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多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理应借鉴和吸取中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及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完善中外关系史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一方面，中外关系史学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对象，也有着自身固有的学术追求与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学积极汲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使之融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实践中，才能提炼出中国中外关系史自身的理论，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发展。
（三）全球史的整体范式。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催生新的历史潮流，史学的全球转向早已是现实。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身处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国际史学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
中外关系史学创新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就需要采用全球史的研究范式（整体性的研究范式），重新审视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整体影响，以及中华文明对于全球历史发展的整体推动，从而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融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大数据的结合渐成潮流，以及大量史料数据库的出现，进行整体史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使得史学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全球史成为可能。当前，大量文献史料的发掘与利用、电子版史料的快捷查阅功能，以及21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大进展，使得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全球史研究视域与方法上取得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避免“区域史”形成的研究不平衡与“碎片化”形成的整体缺失，建立中外关系史新的知识体系与学术体系。当然，庞大的史料群以及多种语言文字的鉴别与分析、量化与比较，都对我们今天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与时俱进，调整视野、思维与方法，以全球史的视野来解读历史，从而实现学术的新突破。
我们的研究基点是立足中国看全球，立足全球看中国，核心在于整体观。首先，从中国本土出发，立足中国立场。任何学术话语体系都是有立场的，每位学者也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立场。立场不同，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会很不一样。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就是站在为日本服务的立场上倡导“唐宋变革论”，因此其中完全没有明史部分，这是在有意遮蔽明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我们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要立足中国、讲好中国对外交往的故事，重新审视外国的各种成说、推动学科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其次，立足全球看中国。中国对外关系史是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看见树，也要看到林，认识到中国与全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确切了解历史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认识历史上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我们应当在全球史视野下，全面而整体性地看待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进程。例如，西方学者撰写的几部印度洋史著作都没有把郑和下西洋置于研究内容之中，但郑和在长达28年间七下西洋，其主要活动区域正是印度洋。某些西方学者的印度洋研究显然是从西方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全球史视野看待中国在印度洋的大规模交往活动。如美国学者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在论述13世纪与16世纪的世界体系时，极大地忽视了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存在。
用西方范式来诠释全球问题，用西方价值观念裁剪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与唯物史观相背离的思维方式。为此，我们应该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走向历史现场，大力开展国内外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国际上发声，让国际史学界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
全球史是整体的历史，人类文明是相互联系发展的，这一点极富启发性。如今，国际关系格局、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去全球化”之说泛起。在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全球治理？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与外界融合的历史经验，反思中国中外关系史，为今天的对外关系政策制定提供宏大叙事的历史大视野，有助于更好地处理今天乃至未来的全球治理问题。总之，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既深化旧的课题，又提出新的课题；既传承旧的研究方法，也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与方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中国中外关系史核心理论与解释体系，既是创新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内容，也是完善中国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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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史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新发展
人类文明交流互动是永恒不变的历史主题，中国中外关系史就是对于中国古代各种对外联系活动起源、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因此，中国中外关系史是一门国际性和综合性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从远古开始，中国与外部世界就发生了联系、产生了关系。中外关系包罗万象，包括中国古代各个领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化、艺术等关系。对于这样一门综合性学科，当代研究者如何传承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整合优势学科力量，进一步开展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又如何开拓新时代的探索？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内涵与外延，创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中国古代史的行列里，中外关系史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世纪以后，它才逐步成为专门学科。20世纪初，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西方列强意图瓜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西域和南海研究，即中外关系史研究。我们可以从认知和体系两个角度认识老一辈学者的成就。从认知角度而言，中国中外关系史逐步拥有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中西交通为研究边界，积累了专门知识，勾勒出学科的地理版图。从体系角度来看，老一辈学者开创并奠定了基本格局，形成了自洽于研究对象的陈述方式，发展出一套与学科特殊需求相呼应的融通中外知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改革开放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于1981年在厦门大学成立。以此为标志，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步入快速发展时期，经历了从中西交通史向中外关系史的全面转型。这一时期的研究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特别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以来，以中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为专题，召开学术会议（包括国际会议）50多次，出版中外关系史论丛30多辑、中外关系史译丛5辑、中外关系史通讯27辑。学会集结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批学者，他们中不仅有来自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研究者，也有来自其他专门学科如考古学、语言学、海外汉学、中国学、外交学、文化学、哲学等的研究者。这些学者大大拓宽、拓深了研究领域，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
作为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以专题史为内核，在老一辈学者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深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专题研究进入了繁盛发展时期，产生了大批关于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走在国际前列。但是，作为专门史的中外关系史学科面临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创新问题，走到了应该认真总结和反思的阶段。此时，我们需要回答应该如何继续前行这一问题。了解中外关系史的特性与当前存在的困局，是进行学科反思的前提。
首先，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分类为专门史，专门史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专门史研究的是某一特定问题、现象、学科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因此，专门史也可以称为专业史，即对一门专门学科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由此观之，中外关系史是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的专业史。因此，其所涉及的内容较之其他专门史学科更为庞大和广阔，涵盖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的专门史，不仅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史的一部分，研究的广度和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学专业设置上却鲜见中外关系史专业，使得中外关系史研究逐渐成为“冷门”“绝学”，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
其次，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学科的学者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体。中国史和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两大学科，各有自身的学科规划。因此，中外关系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领域都存在边缘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流是断代史，重点研究内容是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内事务，尽管也涉及中外关系，但不是重点研究对象。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史本身的史料已汗牛充栋，而中外关系的研究对研究者的外文水平要求很高，中国史专业研究者往往难以兼顾。这些情况直接影响到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队伍的发展与稳定性。世界史研究的主体是外国史，基本不包括中国史，中外关系史更不是主要研究对象。在国别史研究中，学者研究的是外国国别史、区域外国史，基本上不包含中外关系的内容。
目前，对于老一辈学者研究的传承与创新，乃是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既重要又迫切的问题，存在的困局不利于今天全球化大变局情势下全面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中国发展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对外关系的有益经验和有害教训。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可以为当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创新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启迪。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中外关系史学科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发展。
（一）学科交叉与整合。中国中外关系史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属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叉学科。目前，中国史研究较为关心中国内部历史，受历代王朝循环往复的制约较大；世界史只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历史，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影响较大。如欲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改变中国史与世界史相互分割的状态，打通中国史与世界史。若要在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那么这座“桥梁”非中外关系史莫属。
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要展开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面向未来，合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以及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因此，相关研究者既要了解中国古籍文献，具备中国史专门知识，还应具备世界史的专门知识，掌握外语工具，发掘利用中外文资料，包括世界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史料。培养融合中国史与世界史、外文或其他专门学科知识的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二）跨学科的综合。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史学的常新，源自其开放性。中外关系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决定了学科知识的广博性以及基础理论的广阔性，跨学科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的本质特征。这门学科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天文学、法学、生态学、传播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从史学范畴来看，也包括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专门史。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对外交往反映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多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理应借鉴和吸取中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及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完善中外关系史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一方面，中外关系史学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对象，也有着自身固有的学术追求与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学积极汲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使之融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实践中，才能提炼出中国中外关系史自身的理论，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发展。
（三）全球史的整体范式。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催生新的历史潮流，史学的全球转向早已是现实。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身处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国际史学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
中外关系史学创新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就需要采用全球史的研究范式（整体性的研究范式），重新审视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整体影响，以及中华文明对于全球历史发展的整体推动，从而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融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大数据的结合渐成潮流，以及大量史料数据库的出现，进行整体史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使得史学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全球史成为可能。当前，大量文献史料的发掘与利用、电子版史料的快捷查阅功能，以及21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大进展，使得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全球史研究视域与方法上取得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避免“区域史”形成的研究不平衡与“碎片化”形成的整体缺失，建立中外关系史新的知识体系与学术体系。当然，庞大的史料群以及多种语言文字的鉴别与分析、量化与比较，都对我们今天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与时俱进，调整视野、思维与方法，以全球史的视野来解读历史，从而实现学术的新突破。
我们的研究基点是立足中国看全球，立足全球看中国，核心在于整体观。首先，从中国本土出发，立足中国立场。任何学术话语体系都是有立场的，每位学者也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立场。立场不同，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会很不一样。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就是站在为日本服务的立场上倡导“唐宋变革论”，因此其中完全没有明史部分，这是在有意遮蔽明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我们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要立足中国、讲好中国对外交往的故事，重新审视外国的各种成说、推动学科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其次，立足全球看中国。中国对外关系史是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看见树，也要看到林，认识到中国与全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确切了解历史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认识历史上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我们应当在全球史视野下，全面而整体性地看待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进程。例如，西方学者撰写的几部印度洋史著作都没有把郑和下西洋置于研究内容之中，但郑和在长达28年间七下西洋，其主要活动区域正是印度洋。某些西方学者的印度洋研究显然是从西方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全球史视野看待中国在印度洋的大规模交往活动。如美国学者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在论述13世纪与16世纪的世界体系时，极大地忽视了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存在。
用西方范式来诠释全球问题，用西方价值观念裁剪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与唯物史观相背离的思维方式。为此，我们应该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走向历史现场，大力开展国内外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国际上发声，让国际史学界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
全球史是整体的历史，人类文明是相互联系发展的，这一点极富启发性。如今，国际关系格局、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去全球化”之说泛起。在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全球治理？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与外界融合的历史经验，反思中国中外关系史，为今天的对外关系政策制定提供宏大叙事的历史大视野，有助于更好地处理今天乃至未来的全球治理问题。总之，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既深化旧的课题，又提出新的课题；既传承旧的研究方法，也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与方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中国中外关系史核心理论与解释体系，既是创新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内容，也是完善中国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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