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标志性建筑犹如璀璨的明珠散落在世界各地。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代表各国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被称作“凝固的记忆”。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发展，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从其内涵与演变到功能与意义都得到了进一步阐释。那么，标志性建筑是如何形成的？对史学研究有何意义？它与文化记忆、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标志性建筑对各国以及世界又有何现实意义？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几位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研究的对象国，分享各自的看法。
主持人：请各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分别介绍英国、法国、意大利有哪些标志性建筑，并举例说明某一个代表性建筑的形成和演进史。
胡 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其“标志性”不只表现在建筑风格与美学意义层面，还包括内在传递出来的特殊信息。英国有不少标志性建筑，如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特拉法加广场、圣保罗大教堂、帝国战争博物馆（群）等。其中，帝国战争博物馆（群）因近年来对战争的纪念与记忆活动而格外显眼。1917年3月5日，英内阁批准建立一座国家战争博物馆，1918年改称“帝国战争博物馆”。起初，该博物馆无固定馆址。1920年成为国家机构后，择水晶宫为固定馆址，宗旨是纪念为战争作出牺牲的人们，而非庆祝胜利。该博物馆于1924年搬到南肯辛顿，1936年搬到现址兰贝斯路。二战爆发后，该博物馆开始记录新的大战，馆体则遭到空袭毁坏，战后予以重建。英帝国解体后，该馆大规模扩建。目前已包括五座，三座在伦敦（包括老馆），一座在剑桥，一座在曼彻斯特。其中，2002年开放的曼彻斯特北馆，因精心选址以及建筑的象征性设计（地球在战争冲突中碎裂成为一座博物馆），成为英国的新标识，并具有国际知名度。
吕 昭：法国的标志性建筑数量众多，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类。第一类具有鲜明的国家性象征意义，甚至被作为法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比如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第二类更多地被作为地方性的象征，例如阿维尼翁的教皇宫、阿尔比的大教堂等。不过，国家性和地方性的象征意义并不相互排斥，有些建筑既具有国家性也具有地方性。它们之所以成为标志性建筑，除了与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对建筑本身的保护密切相关，还与建筑曾承担的历史职能和承载的历史意义有着密切关系。
以兰斯大教堂为例，其所具有的标志性含义与法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公元500年左右兰斯主教雷米为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施洗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并未享有特别的声誉。直到11世纪，卡佩王朝将统治合法性追溯到克洛维受洗和加洛林王朝虔诚者路易在兰斯大教堂的加冕，法国国王必须要在兰斯大教堂由兰斯大主教加冕并施行涂油礼才成为传统。从1027年到1825年，除亨利四世与路易十八外，所有的法国国王都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并涂圣油。8个世纪的政治传统把兰斯大教堂塑造成了法国历史的起点和王权神圣性的标志。一战期间，兰斯大教堂遭到德军猛烈轰炸，整个建筑的60%被破坏，激发了法国保卫民族历史的斗志。1945年，纳粹德军在兰斯签署无条件投降书；1962年，戴高乐在兰斯接见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强调法德和解的共识，兰斯这座城市及其大教堂又被赋予了欧洲和平的意义。
信美利：意大利的标志性建筑数量庞大，从纵向历史时期来看，大致可分为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近现代、当代等几类；从横向地域分布来看，每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都可以自成一派，具有较高的辨识度。比如，罗马斗兽场、万神庙，佛罗伦萨旧宫、乌菲齐宫，比萨斜塔等。
以罗马万神庙为例，最初为纪念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而建，公元80年被大火焚毁，128年得以重建。在整个古罗马时代，其大小神龛中供奉罗马诸神，而逝去的罗马皇帝更被作为万神之首供奉于此。中世纪时被改作基督教堂，文艺复兴时成为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师公墓。1878年，意大利统一后第一任国王、“祖国之父”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去世，选择在万神庙举行盛大葬礼并安葬于此，引发人们对古罗马帝国以及文艺复兴光辉历史的追忆，更是将领导统一的国王与古代英雄伟人并列。新的民族国家在精神层面被赋予神圣意义，而万神庙作为罗马地标的同时也成为祖国的象征。
主持人：上述建筑尤其是标志性建筑何时进入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对史学研究具有哪些意义呢？
胡 莉：在英国，建筑史学家起初主要关注标志性建筑在结构、风格、审美等方面的“标志性”。19世纪末，他们开始关注“建筑科学的哲学史”，试图寻找建筑设计的艺术原则与抽象的人文理念。20世纪上半叶，受到战争的影响，英国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被摧毁，激发了建筑史学家大量撰写建筑历史并强调其人文意义的积极性。这股潮流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进入90年代，标志性建筑进一步得到史学家的关注，研究重点出现明显变化，主题集中在纪念、记忆、认同、空间等，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属性，相关成果在近20年不断增长。其中，帝国战争博物馆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研究者不仅探究其成立与不断扩建的缘由，而且还探究其所呈现的战争的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以及建筑本身的象征意义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对标志性建筑的研究，是记忆理论与史学的文化转向共同作用的结果，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促使史学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也因其近乎文学的、艺术的、过度解构的乃至失真的特点而对史学的求真根本带来重大挑战。
吕 昭：广义地说，建筑一直存在于史学研究中。有关历史事件的讨论都不免要说明事件发生的地点，因此，建筑经常作为事件发生的空间背景出现在史学研究中。此外，在有关政治、经济和宗教体系的研究中，权力机构所在的建筑经常被用来指代权力机构本身，例如凡尔赛宫是旧制度时期绝对王权的标志。狭义地说，从事建筑史、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一直将建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建造技术、艺术风格等。
20世纪下半叶，历史人类学兴起，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建筑作为空间的构成要素拓展了传统史学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态的研究维度。例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从中世纪城市的标志建筑钟楼看到了城市从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的历史转变，进而解读出了商人群体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主导。到20世纪80年代，对标志性建筑象征意义的探讨构成了史学研究“记忆转向”的重要部分。标志性建筑作为记忆载体对法国民族身份构建的作用，在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中得到了充分论述，丰富了史学界对记忆载体多样性的认识，体现了记忆史研究对象的多元性特点。
主持人：近年来记忆研究方兴未艾，从法国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到皮埃尔·诺拉，再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他们的理论都将建筑视作记忆的重要载体或场所。如何理解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关系呢？
胡 莉：的确，记忆研究已经在许多人文学科中兴起，有关术语甚至扩散到学术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尽管哈布瓦赫提出的是“集体记忆”理论，诺拉强调个体与集体的记忆，扬·阿斯曼凸显的是“文化记忆”理论，但他们都指出，某些历史已经成为记忆，记忆本身多变、易逝，其只有附着在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上才能延续。
这些事物中就包含了建筑，其与纪念碑、墓地、庆典、神话、文本等一样凝结着某种意义，能够触发人们的记忆。就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具体关系，扬·阿斯曼并未专门论述。事实上，文化记忆多以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对象，因此标志性建筑很容易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通过发挥坐标功用，帮助文化记忆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可以说，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具有天然亲近甚至合一的关系。
吕 昭：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将“记忆”从生理性范畴带入到了社会性范畴。诺拉则将“集体记忆”引入历史学，通过“记忆之场”的研究提出了“历史记忆”对民族身份构建的影响。阿斯曼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记忆”，突出对记忆意义的传承和以此为基础的身份认同。
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都是历史与当下交织的产物，标志性建筑既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文化记忆的内容。一方面，标志性建筑保存了记忆的物质片段，是文化记忆的具体化形式之一；另一方面，标志性建筑可以反映建造时代的历史特征，及其在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信美利：通过文化记忆，人们得以确立自我形象，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这样的文化记忆需借助多种媒介，标志性建筑便是其中一种。有些标志性建筑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将有关过去的记忆储藏下来，在特定时候，记忆会被激发出来并被赋予新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比如一直作为罗马帝国标志的斗兽场，曾两次遭强震损坏；中世纪之初，其中柱石、雕刻等陆续被教皇和贵族拆去建造府邸及教堂；18世纪中叶，因其曾是早期基督徒殉难“圣地”而被赋予宗教神圣色彩。进入21世纪，教皇可以在此竖立十字架举行复活节弥撒，意大利政府也可以在此设置巨幅国旗、举行国庆纪念仪式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就此而言，标志性建筑不仅连通过去与当下，还有可能同时具有多重文化记忆属性。
主持人：正如皮埃尔·诺拉指出，这些文化记忆最终将指向国家与民族的“记忆场所”，这一过程也正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构建“想象的共同体”。这些国家是如何通过标志性建筑来塑造本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呢？
吕 昭：首先，为标志性建筑增添强调民族身份和认同的元素。现在的法国爱丽舍宫原本是贵族府邸，从19世纪开始成为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随着高卢雄鸡这一形象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第三共和国在爱丽舍宫朝向加布里埃尔大道的大门上竖立了一座金色的公鸡雕像，至今仍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法国标志之一。其次，保护和修复标志性建筑，使其具有的身份和文化意义得以延续。19世纪，法国著名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迪克主持修复了一大批历史建筑，包括巴黎圣母院等许多在法兰西民族身份中具有重要政治和文化意义的建筑。最后，在标志性建筑中举行纪念仪式，通过仪式向民众传播民族情感，深化国家认同。例如，每年11月11日，法国总统都会在凯旋门下举行纪念一战结束的仪式，为一战无名战士墓敬献花篮，纪念为保卫法国牺牲的军人。
信美利：意大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塑造源于19世纪初开始的复兴运动，起初一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诗歌、剧作、小说等形式，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1870年实现领土统一，随后展开长达数十年的“塑造意大利人”的工程。在此过程中，标志性建筑以及在这些建筑中举行节日庆典成为塑造意大利国民认同的重要手段。比如，1885年至1911年，在卡皮托尔山兴建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纪念堂，使其成为展现意大利精神的“祖国圣坛”。意大利国庆、统一纪念日等盛大活动，选择在斗兽场或伊曼纽尔二世纪念堂前举行。标志性建筑如同意大利国旗和其他重要象征物一样，被反复烙印在意大利人的集体记忆中。
主持人：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将过去与现在甚至是未来相联系，承载着文化记忆，构建了民族认同。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愈发重视对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在今人看来，这些标志性建筑还具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胡 莉：首先，英国通过构建历史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行动以及打造新标志性建筑，起到塑造自身形象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其次，随着保护权下放到地方，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具有地方与国家双重属性，起到连接个人、地方与国家的作用。再次，公众通过监督管理、志愿服务、学习参观等方式，参与包括标志性建筑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了自身科学文化素养。最后，依托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创造了就业岗位，推动了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
信美利：在人员、资本、物资等加速流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包括标志性建筑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大利对建筑遗产的保护，总体上坚持“史实性留存、真实性保护”原则，尽可能保留其中所拥有的全部历史信息，对原有古建筑进行最小干预。比如对罗马斗兽场的保护性修复，仅对较危险的结构进行审慎修补，采用与建筑外观形成明显对比的红砖材料，使人们能清晰识别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通过保护这些建筑遗产，旨在提高全民族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热爱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风气；树立国家形象，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促进意大利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吕 昭：除了上述标志性建筑对本国民众记忆塑造的作用外，我们还要看到，标志性建筑具有对外传播本国文化与记忆的功能。现在许多人可以走出国门参观、游览其他国家的标志性建筑，了解它们代表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例如，法国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每年都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标志性建筑也成为不同文化交汇的场域，推动具有不同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的人们相互了解。
虽然各个国家都致力于通过标志性建筑塑造出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但是，标志性建筑所承载文化意义还包含着可以被全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从建筑本身来看，它们体现了人类不同群体、不同历史阶段的智慧、技术和审美观念，是人类文化史的重要遗产，也是现代建筑、艺术创新的灵感来源之一。从建筑被赋予的意义来看，二战以来许多国家都通过标志性建筑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珍视与纪念。例如，原本为彰显法国军事胜利与荣耀而修建的凯旋门就被赋予了和平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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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凝固的记忆”中透视历史——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认同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标志性建筑犹如璀璨的明珠散落在世界各地。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代表各国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被称作“凝固的记忆”。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发展，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从其内涵与演变到功能与意义都得到了进一步阐释。那么，标志性建筑是如何形成的？对史学研究有何意义？它与文化记忆、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标志性建筑对各国以及世界又有何现实意义？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几位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研究的对象国，分享各自的看法。
主持人：请各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分别介绍英国、法国、意大利有哪些标志性建筑，并举例说明某一个代表性建筑的形成和演进史。
胡 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其“标志性”不只表现在建筑风格与美学意义层面，还包括内在传递出来的特殊信息。英国有不少标志性建筑，如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特拉法加广场、圣保罗大教堂、帝国战争博物馆（群）等。其中，帝国战争博物馆（群）因近年来对战争的纪念与记忆活动而格外显眼。1917年3月5日，英内阁批准建立一座国家战争博物馆，1918年改称“帝国战争博物馆”。起初，该博物馆无固定馆址。1920年成为国家机构后，择水晶宫为固定馆址，宗旨是纪念为战争作出牺牲的人们，而非庆祝胜利。该博物馆于1924年搬到南肯辛顿，1936年搬到现址兰贝斯路。二战爆发后，该博物馆开始记录新的大战，馆体则遭到空袭毁坏，战后予以重建。英帝国解体后，该馆大规模扩建。目前已包括五座，三座在伦敦（包括老馆），一座在剑桥，一座在曼彻斯特。其中，2002年开放的曼彻斯特北馆，因精心选址以及建筑的象征性设计（地球在战争冲突中碎裂成为一座博物馆），成为英国的新标识，并具有国际知名度。
吕 昭：法国的标志性建筑数量众多，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类。第一类具有鲜明的国家性象征意义，甚至被作为法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比如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第二类更多地被作为地方性的象征，例如阿维尼翁的教皇宫、阿尔比的大教堂等。不过，国家性和地方性的象征意义并不相互排斥，有些建筑既具有国家性也具有地方性。它们之所以成为标志性建筑，除了与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对建筑本身的保护密切相关，还与建筑曾承担的历史职能和承载的历史意义有着密切关系。
以兰斯大教堂为例，其所具有的标志性含义与法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公元500年左右兰斯主教雷米为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施洗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并未享有特别的声誉。直到11世纪，卡佩王朝将统治合法性追溯到克洛维受洗和加洛林王朝虔诚者路易在兰斯大教堂的加冕，法国国王必须要在兰斯大教堂由兰斯大主教加冕并施行涂油礼才成为传统。从1027年到1825年，除亨利四世与路易十八外，所有的法国国王都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并涂圣油。8个世纪的政治传统把兰斯大教堂塑造成了法国历史的起点和王权神圣性的标志。一战期间，兰斯大教堂遭到德军猛烈轰炸，整个建筑的60%被破坏，激发了法国保卫民族历史的斗志。1945年，纳粹德军在兰斯签署无条件投降书；1962年，戴高乐在兰斯接见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强调法德和解的共识，兰斯这座城市及其大教堂又被赋予了欧洲和平的意义。
信美利：意大利的标志性建筑数量庞大，从纵向历史时期来看，大致可分为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近现代、当代等几类；从横向地域分布来看，每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都可以自成一派，具有较高的辨识度。比如，罗马斗兽场、万神庙，佛罗伦萨旧宫、乌菲齐宫，比萨斜塔等。
以罗马万神庙为例，最初为纪念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而建，公元80年被大火焚毁，128年得以重建。在整个古罗马时代，其大小神龛中供奉罗马诸神，而逝去的罗马皇帝更被作为万神之首供奉于此。中世纪时被改作基督教堂，文艺复兴时成为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师公墓。1878年，意大利统一后第一任国王、“祖国之父”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去世，选择在万神庙举行盛大葬礼并安葬于此，引发人们对古罗马帝国以及文艺复兴光辉历史的追忆，更是将领导统一的国王与古代英雄伟人并列。新的民族国家在精神层面被赋予神圣意义，而万神庙作为罗马地标的同时也成为祖国的象征。
主持人：上述建筑尤其是标志性建筑何时进入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对史学研究具有哪些意义呢？
胡 莉：在英国，建筑史学家起初主要关注标志性建筑在结构、风格、审美等方面的“标志性”。19世纪末，他们开始关注“建筑科学的哲学史”，试图寻找建筑设计的艺术原则与抽象的人文理念。20世纪上半叶，受到战争的影响，英国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被摧毁，激发了建筑史学家大量撰写建筑历史并强调其人文意义的积极性。这股潮流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进入90年代，标志性建筑进一步得到史学家的关注，研究重点出现明显变化，主题集中在纪念、记忆、认同、空间等，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属性，相关成果在近20年不断增长。其中，帝国战争博物馆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研究者不仅探究其成立与不断扩建的缘由，而且还探究其所呈现的战争的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以及建筑本身的象征意义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对标志性建筑的研究，是记忆理论与史学的文化转向共同作用的结果，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促使史学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也因其近乎文学的、艺术的、过度解构的乃至失真的特点而对史学的求真根本带来重大挑战。
吕 昭：广义地说，建筑一直存在于史学研究中。有关历史事件的讨论都不免要说明事件发生的地点，因此，建筑经常作为事件发生的空间背景出现在史学研究中。此外，在有关政治、经济和宗教体系的研究中，权力机构所在的建筑经常被用来指代权力机构本身，例如凡尔赛宫是旧制度时期绝对王权的标志。狭义地说，从事建筑史、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一直将建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建造技术、艺术风格等。
20世纪下半叶，历史人类学兴起，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建筑作为空间的构成要素拓展了传统史学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态的研究维度。例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从中世纪城市的标志建筑钟楼看到了城市从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的历史转变，进而解读出了商人群体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主导。到20世纪80年代，对标志性建筑象征意义的探讨构成了史学研究“记忆转向”的重要部分。标志性建筑作为记忆载体对法国民族身份构建的作用，在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中得到了充分论述，丰富了史学界对记忆载体多样性的认识，体现了记忆史研究对象的多元性特点。
主持人：近年来记忆研究方兴未艾，从法国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到皮埃尔·诺拉，再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他们的理论都将建筑视作记忆的重要载体或场所。如何理解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关系呢？
胡 莉：的确，记忆研究已经在许多人文学科中兴起，有关术语甚至扩散到学术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尽管哈布瓦赫提出的是“集体记忆”理论，诺拉强调个体与集体的记忆，扬·阿斯曼凸显的是“文化记忆”理论，但他们都指出，某些历史已经成为记忆，记忆本身多变、易逝，其只有附着在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上才能延续。
这些事物中就包含了建筑，其与纪念碑、墓地、庆典、神话、文本等一样凝结着某种意义，能够触发人们的记忆。就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具体关系，扬·阿斯曼并未专门论述。事实上，文化记忆多以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对象，因此标志性建筑很容易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通过发挥坐标功用，帮助文化记忆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可以说，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具有天然亲近甚至合一的关系。
吕 昭：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将“记忆”从生理性范畴带入到了社会性范畴。诺拉则将“集体记忆”引入历史学，通过“记忆之场”的研究提出了“历史记忆”对民族身份构建的影响。阿斯曼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记忆”，突出对记忆意义的传承和以此为基础的身份认同。
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都是历史与当下交织的产物，标志性建筑既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文化记忆的内容。一方面，标志性建筑保存了记忆的物质片段，是文化记忆的具体化形式之一；另一方面，标志性建筑可以反映建造时代的历史特征，及其在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信美利：通过文化记忆，人们得以确立自我形象，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这样的文化记忆需借助多种媒介，标志性建筑便是其中一种。有些标志性建筑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将有关过去的记忆储藏下来，在特定时候，记忆会被激发出来并被赋予新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比如一直作为罗马帝国标志的斗兽场，曾两次遭强震损坏；中世纪之初，其中柱石、雕刻等陆续被教皇和贵族拆去建造府邸及教堂；18世纪中叶，因其曾是早期基督徒殉难“圣地”而被赋予宗教神圣色彩。进入21世纪，教皇可以在此竖立十字架举行复活节弥撒，意大利政府也可以在此设置巨幅国旗、举行国庆纪念仪式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就此而言，标志性建筑不仅连通过去与当下，还有可能同时具有多重文化记忆属性。
主持人：正如皮埃尔·诺拉指出，这些文化记忆最终将指向国家与民族的“记忆场所”，这一过程也正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构建“想象的共同体”。这些国家是如何通过标志性建筑来塑造本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呢？
吕 昭：首先，为标志性建筑增添强调民族身份和认同的元素。现在的法国爱丽舍宫原本是贵族府邸，从19世纪开始成为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随着高卢雄鸡这一形象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第三共和国在爱丽舍宫朝向加布里埃尔大道的大门上竖立了一座金色的公鸡雕像，至今仍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法国标志之一。其次，保护和修复标志性建筑，使其具有的身份和文化意义得以延续。19世纪，法国著名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迪克主持修复了一大批历史建筑，包括巴黎圣母院等许多在法兰西民族身份中具有重要政治和文化意义的建筑。最后，在标志性建筑中举行纪念仪式，通过仪式向民众传播民族情感，深化国家认同。例如，每年11月11日，法国总统都会在凯旋门下举行纪念一战结束的仪式，为一战无名战士墓敬献花篮，纪念为保卫法国牺牲的军人。
信美利：意大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塑造源于19世纪初开始的复兴运动，起初一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诗歌、剧作、小说等形式，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1870年实现领土统一，随后展开长达数十年的“塑造意大利人”的工程。在此过程中，标志性建筑以及在这些建筑中举行节日庆典成为塑造意大利国民认同的重要手段。比如，1885年至1911年，在卡皮托尔山兴建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纪念堂，使其成为展现意大利精神的“祖国圣坛”。意大利国庆、统一纪念日等盛大活动，选择在斗兽场或伊曼纽尔二世纪念堂前举行。标志性建筑如同意大利国旗和其他重要象征物一样，被反复烙印在意大利人的集体记忆中。
主持人：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将过去与现在甚至是未来相联系，承载着文化记忆，构建了民族认同。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愈发重视对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在今人看来，这些标志性建筑还具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胡 莉：首先，英国通过构建历史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行动以及打造新标志性建筑，起到塑造自身形象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其次，随着保护权下放到地方，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具有地方与国家双重属性，起到连接个人、地方与国家的作用。再次，公众通过监督管理、志愿服务、学习参观等方式，参与包括标志性建筑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了自身科学文化素养。最后，依托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创造了就业岗位，推动了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
信美利：在人员、资本、物资等加速流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包括标志性建筑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大利对建筑遗产的保护，总体上坚持“史实性留存、真实性保护”原则，尽可能保留其中所拥有的全部历史信息，对原有古建筑进行最小干预。比如对罗马斗兽场的保护性修复，仅对较危险的结构进行审慎修补，采用与建筑外观形成明显对比的红砖材料，使人们能清晰识别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通过保护这些建筑遗产，旨在提高全民族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热爱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风气；树立国家形象，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促进意大利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吕 昭：除了上述标志性建筑对本国民众记忆塑造的作用外，我们还要看到，标志性建筑具有对外传播本国文化与记忆的功能。现在许多人可以走出国门参观、游览其他国家的标志性建筑，了解它们代表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例如，法国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每年都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标志性建筑也成为不同文化交汇的场域，推动具有不同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的人们相互了解。
虽然各个国家都致力于通过标志性建筑塑造出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但是，标志性建筑所承载文化意义还包含着可以被全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从建筑本身来看，它们体现了人类不同群体、不同历史阶段的智慧、技术和审美观念，是人类文化史的重要遗产，也是现代建筑、艺术创新的灵感来源之一。从建筑被赋予的意义来看，二战以来许多国家都通过标志性建筑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珍视与纪念。例如，原本为彰显法国军事胜利与荣耀而修建的凯旋门就被赋予了和平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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